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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

語言世界中的賤斥、憂鬱與顛覆
在她的半自傳體小說《武士們》中，克莉斯蒂娃描述了她在二十多歲時的一個聖誕前夜口袋裡揣著五美金從保加利亞來到法國巴黎的情景。來自東歐的生活和文化背景，使她對馬克思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等文化思潮有著更深入的了解。她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紹了巴赫汀的對話論、狂歡、眾聲喧嘩……，然後從狂歡的概念發展出有關「梅尼普」（Menippean）諷刺話語的理論：梅尼普類型的文本具有嚴肅狂歡的悲喜劇特性，從古羅馬的文學作品一直貯藏到現代的卡夫卡、喬伊斯和巴代伊的小說裡，具有強烈的顛覆力量。比如，對克莉斯蒂娃來說，喬伊斯作品中宗教、國族、文化、風格的多樣性正體現了她倡導的多聲（polyphonic）文學。

這種具有狂歡性的文學寫作也是克莉斯蒂娃在勞特拉蒙（Comte de Lautreamont）的詩裡讀到的──對語言指涉的異質效果引起了笑聲，笑聲的爆發是語言的整一性斷裂的徵兆，因而也通過打破符號的禁制，冒著瘋狂和死亡的風險，形成對無上萬能造物主的挑戰。波特萊爾的詩則把藝術與淫蕩、肉體與死亡、魔鬼與上帝、腐敗與芬芳連結在一起。克莉斯蒂娃還強調了波特萊爾作為一個符號的存在，而符號所規畫的邊界一方面是無限，另一方面也是無限的廢墟，換句話說，構建了無限也就構建了虛無。克莉斯蒂娃對詩的思考充滿了對語言符號法則的不信任：馬拉美的詩對她而言同樣是用一種隨機的行為，通過語言構成和句法上的拒絕與否定，使詩的意義終止於對詩的恨意。正是在這種意指過程的遊戲中，馬拉美以一種非政治的姿態擊潰了社會秩序所依賴的那個邏輯體系，成為西方先鋒派文學的先行者。

在她閱讀普魯斯特時，符號學家克莉斯蒂娃依然關注句法的問題，從句法中去感受編織時間的歡樂。克莉斯蒂娃在論述普魯斯特的巨著《時間與感覺》裡也用了相當的篇幅來討論隱喻，正是隱喻意義上的視景使得普魯斯特的風格將抽象的詞語融入了肉體、感性和情感經驗，並且從物體本身發現了它與人的親密關係，但也是從哪怕是轉瞬即逝的感受中體味到的──比如在那個著名的小瑪德蓮娜蛋糕的片段裡。喬伊斯是另一個對於克莉斯蒂娃來說舉足輕重的文學巨擘，一部分隱祕的原因在於她的丈夫──小說家索雷爾（Philippe Sollers）──是喬伊斯的熱切追隨者，翻譯過《芬尼根守靈夜》的片段，甚至把喬伊斯的風格和詞語糅合進自己的作品裡。克莉斯蒂娃將《尤利西斯》結尾處莫莉的獨白看作是從全書唯一一處女性視角出發，表達出癔症身體對語言的逃逸，對意義的逃逸。

不僅文字是符號，視覺和聽覺藝術──音樂、繪畫、攝影、電影等──當然也同樣是由符號構成的，在這方面，她盛讚法國作曲家布列茲對音樂語言的精妙認知。在克莉斯蒂娃看來，如果說普通語言還具有交流的功能，音樂語言就更遠離了意義傳遞的原則。塞尚以來的現代藝術，尤其是杜象和達達主義，則超越了圖像符碼的文本意義，而使視覺符號穿透到物體本身中，重新建立起圖像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